我的父亲是一个乡村砖匠，说得通俗点，就是一个整天拿砖刀的人。

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，从娘胎里出来，在灶灰上打一个滚，就和镰刀、柴刀作起了伴，什么时候又捡起了砖刀呢？这话说来还长。

父亲是七十年代的高中生，毕业后在村小代课。我生下后，父亲就被下到了大队，彻底沦为了泥腿子。不过，社员们见他有些文化，便让他在社里开了两年大拖拉机。后来承包到户了，社里的拖拉机也分了。父亲手里令人艳羡的香馍馍丢了，又因为盖房子家里一下子还欠下一大笔债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遇到烦心事，是从来不唉声叹气的，他的脾气就像刀一样硬。

那时候，我们家里的情况实在很糟糕。当时我还在读小学二三年级，每到开学的时候，父亲八成又会没钱给我交学费，我只有等到大家都报了名，再到班主任老师那儿一把眼泪一把眼泪地磨。后来这事竟然传到了校长耳朵里，校长大人便发话了，不准再给我这个老油条打白条，谁说情谁个担待！这样以来，到了学堂开学前几个晚上，父亲便迟迟不归家，好像故意躲着我一样。想着过两天又要低声下气地向老师求情，我心里憋着一肚子委屈，边流泪边恨父亲，索性偷偷跑出去看电视。那时候，有电视看，对于穷人家的孩子来说，确实是挺幸福的了，我早把学费的事儿扔到爪哇国里去了。

正看得入港，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，软弱得如快耗干的油灯似的，飘进我的耳朵。定神一听，原来是父亲在向这家主人借钱。那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碰见父亲那么陪着小心地跟人说话，那种语气，仿佛一把柔软而锋利的刀一道道地划着我稚嫩的心。趁他不注意，我偷偷跑了出来。

父亲是块好铁，他不会让自己闲得生锈，他居然想到了做砖匠。

但是，做砖匠怎么说也是门技术，通常还得拜师才行。按我们那里的乡俗，跟师傅做学徒就得白干三五年。父亲是个很用心的人，自家建房的时候，老砖匠砌砖，他便在一旁打下手，有时还自个砌上几路。房子盖好后，家里的猪舍、厨房、茅厕，父亲就再没舍得去找师傅，自个儿敲敲打打一阵子就搞定了。我周末回家，还给他打过下手。父亲说，咱家里现在缺钱，请不起人，你放学后就舍点己，少玩点，帮帮我。

机会终于来了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上中学的那一年，乡里要设农业银行。我们在县城银行工作的一个亲戚，很是怜悯我们一家，霸蛮也要老板允许我父亲到工地上去做砖匠。你可别小看这活，那可是师傅级别，工资一天就有十二块钱，我那时一个学期的学费才一百二十几块，父亲铆足劲干上十天就可赚到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下个学期交学费时，就再也不用低着头求人打白条了。我们一家子既高兴又有些忐忑，父亲毕竟没有拜过师。我们的邻居当时也和父亲在一个工地上，他做小工。有一次他看见我说，你父亲可了不得了！连最大的包工头都把他当大师傅敬着呢！没想到，父亲的刀一出鞘，就是那么锋利。

父亲的工地离我所读的社中不远。有一回我生病了，去找父亲要点钱买药。不想，正碰到他们在吃饭。平时爱讲究的父亲，现在也和几个工匠一样，全都毛发邋遢的，每人捧着一个大瓷碗，蹲在盖了一半的墙体下。忽然，一阵风过，上面滚落一层沙土，掉进了他们的碗里，他们都没发觉，还是继续大口地吞着。有人边嚼还边开了一句什么玩笑，引来一阵笑声。父亲手上缠了几处胶布，脚上的解放牌跑鞋也碜出了洞，右脚大拇指露在外面，还在洇着鲜红的血……

自从盖了一栋银行大楼后，亲朋好友要围个猪栏，盖个厨房，建个房子，就都来找父亲。从此，父亲便成了村里最有名的师傅。

父亲常对他的小徒弟说：“刀不用就锈，人不勤就穷。”他干起活来，总是一声不吭的，手中的砖刀一板一眼，挥舞得颇有些章法。和普通的乡亲不一样，父亲和他帮忙盖过房的乡亲的关系，总显得不一般。这不一般的地方到底是什么，我也说不清楚，只是，村里很多与我不识的人，听我提起父亲，便说：“哦——原来你就是刘师傅的儿子呀！”仿佛我们早就相识似的。在他们眼中，就好像看到了父亲的影子。

父亲常对正读着书的我说：“你要老老实实地读书，不要总想着家里，家里有我呢！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父亲总是专注地盯着我，仿佛我就是他砖刀下的一块好砖似的。

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拿起砖刀的父亲，居然也入了党，还成了村委会村民小组的小组长，这已是我上高中时候的事了。据说，那年父亲当上这个组长，还是代表全票选出来的。

父亲当上“官”后，不久，他便带着组上的人，集体合作，义务出工，大修山塘，把那些破洞百出的残塘废塘荒塘，又一口口重新筑牢加固。那年冬天，他总是天麻麻亮便起身烧柴做饭，早早吃了早饭，便从村头一路吆喝到村尾。“出工啰”，“出工啰——”父亲的声音威严有力，很快大伙就扛着锄头、拿着木尺出来了。他总是雄赳赳地走在前头，路面被踩得蹦蹦响。1997年，我们家乡遭遇了一场百年大旱，很多地方颗粒无收，唯独父亲所在的组上，上千亩良田没有减产。为此，父亲被乡里评为优秀共产党员。虽然只奖励了一件几块钱的白背心，但父亲倍加珍惜，总是舍不得穿。

我大学毕业后，一回到老家，便看见父亲竟然穿上了他心爱的白背心，后背衫上印着一排鲜红的字。我一愣，猛然间想到原来马上就是七一了。父亲显得很庄重的样子，拉我坐下，说村里想推举我这个大学生入党，要我认真准备一下。我当时确实想留在村里教书，一方面是为了弥补父亲没有当成老师的心愿，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村里急需老师，所以就同意了。父亲兴奋地说：“到时你就是咱村第一个大学生党员，好好干！”

时光荏苒，我和小弟都已成了中年人，我们都先后离开了老家，来到了城里工作。仍然留守在村里的父亲，马上就快花甲了！因为长年干的是高温下的力气活。他那曾经坚挺的虎背，已然有些驼。脸膛也越发有些黝黑，还深凿了几道的皱纹。只是那副老砖刀似的神气，依然不减当年，硬是还要顶着六月的酷暑，每天十来个小时的，在钢筋水泥顶上操刀砌砖。每次回家见到他，总像整个人从石灰堆里钻出来一般。

有两三回，我疼着问父亲：“能不能不拿砖刀了？那么高的地方，离太阳那么近。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仿佛看见父亲干瘦的身躯，就要被烈日烤干了似的。父亲听了，马上又会显得很生气的样子说：“不用你们挂念，我好得很。只要你哥俩在外事事顺心，我跟你妈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这就是我的老父亲呦，原本冰冷笨拙的砖刀，日长月久竟成了他搁不下的老伙计了。

前不久，我的处女诗作《父爱不生锈》获得了一个省级大赛二等奖，看着寄来的奖状，我的脑海中又浮现了父亲拿着砖刀砌墙的背影。

对于我来说，家风就是父亲那把不锈的砖刀，永远放在我们的床头，摆在孩子们心灵的深处。（2561字）

作者简介：刘正茂，1979年生。曾用笔名潇湘士。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、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。至今公开发表文章300余篇，获奖30余次。现为北湖区文联办公室主任，《水月北湖》等多家文学刊物的执行主编、副主编。